近日，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首次围绕政府是否应该通过产业政策介入经济发展展开了正面交锋，林毅夫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时作用，张维迎则认为应重视市场和“企业家精神”，全面否定产业政策。 实事上，此次公开辩论，两人的观点并无多少新意，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经济学派。在笔看来，虽然两人最终都没有说服对方，但产业政策并非一个相互取代的简单结论，而应是一对相互融合的矛盾统一体，也即政府产业政策中需要市场成份，任何市场化产业也离不开政府有效调节。而且，产业政策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或生产力水平状况的产物，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是随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其本身存在缺点或不足是难免的，必须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客观评价；否则，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样片面可笑。 当然，应承认目前我国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不少缺陷：首先，产业政策过于行政化、强制化和僵硬化，使企业受到限制过多，手脚被捆，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力和限制了民营资本生机。比如在通信、铁路、汽车、钢铁等产业政策上对民营资本准入限制严格，实际上起到了对国企无形保护作用，使国企失去了创新动力，导致国企整体生产与服务效率低下。其次，在一些产业发展上过多地靠高补贴及其他行政性保护措施，窒息了企业创新动力，既加重了产业垄断，又导致了产能过剩行业的扩张，吹大了经济泡沫，扭曲了产业经济结构。如我国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过于使用财政补贴、税收优化、低价供地等手段，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导致了部分新兴产业过度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等，使企业内生动力不足。再次，产业政策可持续性不强，存在过多人为操纵空间，朝令夕改，加剧了产业政策扭曲及各种腐败行为的出现。如在房地产政策上缺乏长效机制，时而压缩控制，时而鼓励扩张，使房地产商深受折腾，也让民众饱受高房价之苦；更使房地产领域成了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重灾区。最后，产业政策过分倚重政府权威机构，缺乏权衡评估机制，导致产业政策不够科学及产业政策的随意性和失准性。如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基本以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为主导，制定的政策往往难以真正充分科学地反映产业发展现实和需求，也使产业政策往往失之偏颇。 此外，我国产业政策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保证，且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信息手段都不够完善，力度也不够；各地政府受地方利益左右，导致产业政策在实施中存在较大阻力，如目前部分行业盲目扩张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政策难以奏效，不能不说和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有关。 显然，要确保产业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做好五方面调整：其一，从全国大一统转变到因地施策或不同经济区域实行不同的产业政策，提高产业政策的灵活性。产业政策不再追求“大而全”和全国“一盘棋”，更不能搞“一刀切”，应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禀赋来制定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的地区布局规划，引导发展产业集群，分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其二，从政府高度强制推行转变到开放产业政策，增强产业政策弹性。即将产业政策分为基础产业和市场产业两部分，将投资大、效益低、市场调节失灵的产业实行政府强力推行，政府出台优惠政策进行鼓励和保护；将市场能自动调节的产业交给企业及企业家们自由抉择，增强市场自由化成份，政府少干预或不干预，充分发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其三，将产业政策从“一定不变”或朝令夕改转变到分阶段实施，提高产业政策针对性。确定产业政策的短、中、长三个具体目标，增强产业政策严肃性和稳定性，建立科学效果评价机制和纠偏机制，减少产业政策失误，增强企业及企业家们投资信心。其四，将重点支持传统制造业转变到支持传统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信息产业、健康服务业并重，增强产业政策有效性。继续坚持制造业强国战略，推动制造业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形成引领世界的拳头品牌；积极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战略和机制的建立和形成，推动企业全面创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作为调整三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为全面推动“双创”经济战略创造条件。其五，将制定产业政策注意力放在国企身上转变到国企与民企并重，提高产业政策适应性。营造有利于国企与民企进入的公平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逐渐拓宽产业政策受惠面，减少产业政策片面化、畸形化倾向，营造激励和保护民资积极参与产业投资的良好环境。 此外，产业政策决策应由政府机构高度“垄断”转变到民间“扁平化”广参与民主方向。即为提高产业政策社会适应性，应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协会作用，建立和充实政策审议会一类的机构，提高其权威性，吸收更多的学者、专家参加，真正发挥企业家、学者的作用，形成官、学、产相结合的产业政策制定局面。